三、引用宪法规范的法理逻辑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探讨判决书引用宪法规范的内在逻辑。
例如陈端洪对于‘政治的理解就与我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对于‘现实性与‘规范性的着重点，我们也有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我们关于‘政治宪法的一系列观念、价值取向，甚至政治宪法学的整体性认识存在着严重的歧异，用我的话来说，我们两人分别代表着政治宪法学的‘左和‘右，我们之间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远远大于我们与规范宪法学及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差别。因为好的社会是完整的政治的善。
[44]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城邦、国家、政治共同体都需要一个宪制作为政治组织原则。[24]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2—273页。陈端洪教授演讲的同名文章，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第二，寻找符合历史理性的国家建构，并以国家理性为宪法的基础。[76]区别于黑格尔，客观精神不是自身存在的，而是需要主体的展示（Manifestation），尽管存在主体性，但客观精神又具有超越主体的特征，因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事务并不受个体力量的控制。
何永红：《政治宪法论的英国渊源及其误读》，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123] 但中国的政治宪法学并非总是要超越宪法文本，至少目前有部分政治宪法学者并不否认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试图将某种政治理论融入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中。黑格尔在形而上学上加以构建。
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强调从历史现实中寻找政治正当性，以作为今日宪法之基础。有强调宪法文本中的根本政治属性、归纳五个根本法的学者。在施米特看来，国家在危急时刻基于自我保存而作出的决定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者。正是基于此，我高度重视西方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力图展示西方诸国立宪时刻的历史场景和他们制宪新中国成立的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宪制秘密。
田飞龙：《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因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侧重点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路径选择。
另一种则是政治的要素。[78]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政治观》，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但在施特劳斯看来，价值判断是无处不在的，[83]所谓的中立化并不存在，在价值判断存在的地方，政治哲学就有用武之地，所以回到古典的政治才是正道。这一研究路径的总体特点可归结为： 1.反对西方宪政的理想性话语体系以及宪法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进入21世纪之后，宪法学开始经历方法论的觉醒，[11]由此形成了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以及法学的祛魅，[12]借由制度层面的争论（围绕宪法司法化的争论[13]），而转至方法论层面的深层对话，并最终形成了学派之争，即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的争论。前者包含着自由的要求，而后者则在近代以来体现了民主的要求。[73][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51] 正是在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上，宪法学界呈现出理论的分歧。
[131]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论》，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然而儒宪派遇到的最大问题源于传统儒家伦理如何能与现代宪法价值相协调，以及儒家伦理能否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适，传统文化的复兴只能来自内在生活和精神的需求，而不能为了复苏而复苏。
[30]许章润：《今天中国为何要省思国家理性》，载《战略与管理》杂志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19世纪之后，德国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家、诗人等群体出现了反启蒙、反西方之异化以及本土化（bodenst?ndig）的潮流，[14]并在文化、法学等领域提倡民族精神。
施米特指出，事实上，法治国尽管具有法律性以及规范性，但始终是一个国家，并且在特殊的市民一法治国的构成要素之外始终包含一种其他的、特别的政治成分。这种政治定位可以视为是中国百年立宪视野下的一种宪法理论，是中国宪法学的前理解，通过对中国宪法革命式变迁的理解来为宪法解释找到一个定位点，而这一工作与目前开放的宪法教义学似乎并不冲突，[130]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从个体（自我）到整体（共同体）的整合能力（斯门德）、社会—政治的整体秩序（黑勒）以及国家的政治决断能力（施米特）成为国家法学者探讨的目标。就此而言，中国的宪法学之争更多是一种理论之争或者方向之争，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方法之争，这也是后世学者将魏玛宪法时期的国家法争论定位于方法与方向之争[121]的原因所在。[75]高全喜：《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但以上诸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都需回到如何避免历史主义所产生的价值虚无的悲剧这一根本性问题。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此派观点认为追求历史真相必须融之以思想和主观判断在内，卡尔（E.H.Carr）认为，所谓历史是不断互动的过程，是当下之史家与过去之史实间永无止境的对话。
要理解魏玛时期的思想潮流，同样要将目光扩展至魏玛时期的政治背景上。对非政治化和技术统治的非难参见[美]列奧?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载[德]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下。
[28]这一路径是王人博教授所坚持的，具体可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3.与超越宪法文本和西方中心主义相关的是反对宪法司法化，超越法院宪法。
狭义的方法之争指向的是宪法解释方法的争论，是宪法解释学的内部事务，广义的方法之争则涉及方向之争，解决的是正当性问题。这种从个体出发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会导向政治的虚无，根本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决断，无力应对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1]此后，高全喜教授与陈端洪教授又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讲演，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巩固了政治宪法学的阵营。[19]但也存在重要的差异，[20]并因自身需求而寻找各自的知识家园。
[119]后一种意义上的政治观，则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认为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带来了价值虚无主义，现代社会丢失了美德和政治的秉性，国家也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基础，退回到实证法的法律实证主义解决不了根本性的政治决断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政治来守护宪法。[124]这一转向意味着魏玛时期新康德主义所主张之事实与规范二分这一前提的崩塌，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之清教主义的淡出，凯尔森所追求的纯粹法学以及科学的认知也失去了基础，价值判断的普遍存在并成为法学的对象使得法学容纳了凯尔森所言的法政治，而非仅是纯粹的法科学[125]，方法上的综合（Methodensynkretismus）[126]似乎也就不可避免。
刘刚：《现代政治代表的历史类型与体系结构》，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中国自近代起，一直处于国家危机当中，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立宪思维，自然无法脱离中国的语境而直接照搬西方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理念。
[119]如凯尔森、卢曼等都是基于这种多元主义的前提，参见凯尔森关于正义的态度，H.Kelsen（Fn.99）,S.357ff。在这一学术脉络的演变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促动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的良性违宪之争和新世纪伊始的齐玉苓案对宪法学界理论发展极富冲击力。
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所坦陈的，本文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讨论也未能看到《宪法》，这是作者在写作文章之际就已预期会遭受的批评。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2.近代以来，政治与国家行为密切联系。如果宪法，或者说，统一体和秩序不存，则国家亦将不存。
在中国传统宪法学的研究中，违宪审查制度始终是热门主题，也主要存在两种范式：一种以西方的司法审查制度为摹本。[63]对于施米特来说，政治领域是具有根本性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与其他领域并列的自主性的领域，政治是权威性的，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国家理论的危机，[52]在当时的国家法学者看来，国家法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并不想承认任何政治上相关的合目的性，也不想承认任何社会与个体之间存在界分的价值判断，根据逻辑一法学的要求，其决定无非从貌似‘客观的概念中推演出来，事实上依赖于一些自我创设的、绝对化了的定义，先验地来自‘从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教条。但对于与权力相关的国家活动而言，又可区分出不同的层次。
宪法教义学在这里指涉的政治是一种涉及国家事务的日常政治，并不是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也不是古典政治传统之正当性维度中的政治。[10]进入90年代，宪法学界开始关注宪法的适用，从制度层面寻求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机制的突破，并开始脱离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建立学科的自足性与专业性。
